從2014年開始，每半年一次，86封信會從菏澤張和莊烈士陵園寄出。收信人是那些原籍住址可查的烈士，寄信人是張和莊社區黨支部書記張景憲。一些信被反復退回陵園，一些信最終達成使命。
截至目前，他已經幫11位烈士找到家人。
離家近70年后，山東人龔建厚的“消息”終于傳回家鄉。
此時，他的母親已經去世近40年，龔家人搬出老宅，村里見過他的人只剩最后一位，年過八旬。
1947年，華東野戰軍戰士龔建厚戰死菏澤。他的遺骨如今安放在張和莊烈士陵園，與135位共和國烈士相伴。
從2014年開始，每半年一次，86封信會從陵園寄出。收信人是那些原籍住址可查的烈士，寄信人是張和莊社區黨支部書記張景憲。一些信被反復退回陵園，一些信最終達成使命。
張景憲在每一封信中盡力說明烈士的身份信息、個人特征，也會懇請“熱心人”幫忙聯系。這位54歲的退伍老兵服役時失去過戰友，他不想那些早逝的年輕人就這樣“無人知曉”。
在郵遞員的幫助下，龔建厚的侄子收到了那封寄給二伯的信，“不敢相信”。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后，母親曾去民政部門打聽過這個一走就杳無音信的孩子，知道他犧牲的消息，卻不知他葬在何處。
現在可以確定了，322公里，這是他的墓碑到母親墓碑的距離。
出發
張景憲把一摞信件依次投入綠色郵筒。收信人“龔建厚”的那封信，寄往“山東省蒙陰縣坦埠區朱下村”。
不出意外的話，這封信被分揀后，會裝進綠色的郵車，沿335省道前行，抵達坦埠鎮郵局。
2014年至今，張景憲已經從陵園寄出上千封信，西到貴州，南下浙江、廣東，北上山西。寄到山東的信件最多——這是他能想到的、能幫烈士“魂歸故里”的最好辦法。
2008年清明節那天，張景憲動了這個念頭。
他曾是一名軍人，目睹戰友在自己面前倒下。為無名烈士掃墓時，他總會想，雖然張和莊村的村民每年清明都自發來祭拜，但這些逝去的年輕生命缺少來自家人的關心。
2008～2013年，張景憲查了很多資料，也尋訪過當年在菏澤作戰的老兵，得到的信息不多。唯一能確定的是，張和莊陵園安葬的烈士，大部分是華東野戰軍第八縱隊23師67團戰士。
2014年，張景憲找到陣亡戰士花名冊——菏考奔襲戰荷澤戰役中，華野第八縱隊共傷亡1458人，目前只找到94名烈士，其中86位有家庭詳細地址。
曾在菏澤市牡丹區黨史辦工作的祝厚江研究過華野魯西南作戰的專題：“1947年12月28日，華東野戰軍第八縱隊為鞏固魯西南陣地，保證南北交通線安全，乘敵不備，奔襲菏澤城。29日，龔建厚所在的第23師67團在南關沖鋒時，受到敵軍密集火力的壓制，未能成功。”
在前線犧牲的戰士與醫治無效犧牲的戰士一起，安葬在當時的臨時戰地醫院附近，即張和莊村，立了墓碑。也有些戰士的尸體未從戰場上抬下來。后續前來的部隊趕往下一個戰場，敵軍反撲菏澤，把墓碑拔掉了，這些戰士就成了無名烈士。
當地老百姓從自家卸下木門，打了口棺材，安放張文祿連長的遺體，讓他的身份信息得以保全。
找到86個地址，張景憲開始寄信。
他當兵時一直和家里通信，即使在戰區也從未間斷，他信任穿著綠制服的中國郵政。
起初，是張景憲一字一句謄寫這些信件，白天上班，晚上寫信，在春節后和7月初這兩段稍空閑的時間里完成。在牛皮紙信封上，他填好花名冊提供的烈士姓名、籍貫，還有自己的地址、電話。2016年，信上的郵票是兩只褐頭鳳鹛。2019年，郵票換成了美麗中國系列。
一個年輕人生命最后的旅程，簡要濃縮在那本花名冊密密麻麻的表格里。比如“公建厚，華東野戰軍第八縱隊23師67團2營5連副排長，山東省蒙陰縣坦埠區朱下村，1945年1月入伍，29歲，1947年12月犧牲于菏澤南關，安葬于菏澤城區程莊”——“龔”誤寫成“公”字。
龔建厚的戰友里，最年輕的17歲，最年長的40歲，平均年齡約24歲。有些戰士入伍僅3個月就犧牲了，也有人曾被評為模范或立下戰功。
返程
2015年春節后，寫給龔建厚的信混在一堆廣告信件中，到達山東臨沂，被分揀出來，交給坦埠鎮郵遞員王德建。
29歲的郵遞員，要找一個29歲的戰士，隔著生死和近70年的時光。
王德建之前在外打工，2013年回老家做郵遞員。按照他的想法，山區好的工作不多，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是一個好企業，做郵遞員挺好的。
他每周要上7天班，每天騎車六七十公里，大部分時候很開心。因為路過很多地方，看到很多事，每天繞著坦埠鎮轉一圈，見到鄉親就能聊天。
他把摩托車收拾得很干凈，淺綠色郵包裝滿當天需要派送的郵件。車后的置物箱里疊著一層層塑料袋，是信件的雨衣。
故縣村里，大多村民姓公，重名率很高。他遇上過7個村民叫同一個名字，只能挨個找，漸漸就學會快速找人：婦女主任管計生，常和年輕人打交道;會計負責村民的養老保險和合作醫療等，對名字和地址很熟悉。
外賣和快遞普及的時代，坦埠鎮只有兩個郵遞員，包括王德建。
有快遞公司在坦埠鎮開店，件兒到了，店員電話通知村民來取。若想從村里去往30公里外的蒙陰縣城，下午5點前要在路邊搭客車。什么時候客車會來，沒有路牌也沒有固定時間，在路邊等。
王德建在坦埠鎮郵局門口
“收件人居然是一個烈士。”當時，王德建看見信封，覺得很特別，但還是把它當成最普通的平信，當天下午騎著摩托車出發派送。
第一封信沒有送達。如今，王德建對中國青年報記者仔細回想，也想不起他把信退回還是送到村主任處。
那是張景憲開始寄信的第二年。
一疊疊的信寄出去，幾乎原封不動地全被退回。退信貼了幾張改退批條，上面勾選的退回原因大多是原址查無此人、原寫地址不詳。
張景憲想，要引起郵遞員的重視，也方便投遞。第二年，他在信封上加了一段說明，附上戰士的年齡、犧牲時間和犧牲地點。
寄給龔建厚的信封上這樣寫道：“該烈士(29歲)于1947年12月犧牲于菏澤戰役。望郵遞員同志再辛苦一下，幫烈士找到家。”
第三年，張景憲開始用打印機打印信件，信件內容和寄送頻率沒有變化，但換了粉紅信紙。
“如果每年都寄，郵遞員在看到第二次、第三次時，就能意識到，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以后送信時就有可能幫忙打聽。”他想。
輾轉
2016年春節后，王德建第二次看到尋找“公建厚”的來信。他還記得去年同一時間收到的那一封，又仔細看了看信封上的文字。
王德建一琢磨，收件地址里的“朱下村”并不存在，真正的地址應該是同音的“諸夏村”，也是他負責送件的20個行政村之一。
這一次，不能找婦女主任或事會計了。他先去社區活動中心，找常來打牌的老人。
沒人認識“公建厚”。老人猜，離諸夏村兩公里處的寨后村有幾個姓公的烈士，可能信件寫錯了地址。
去了寨后村，王德建找遍姓公的幾戶人家，詢問公家所有烈士的名字，還是對不上“公建厚”。
他重新繞回諸夏村，一位老人無意間提及，諸夏村龔家有建字輩，或許是“公”和“龔”同音，姓氏登記錯了。
第二天，王德建就去了諸夏村的龔家胡同，挨家詢問，竟找到一位八旬老人，自稱是“公建厚”的本家，與他家老宅一墻之隔，還描述“公建厚”個子高，是一名機槍手。
根據老人回憶，公建厚應叫龔建厚，當年部隊經過蒙陰縣時，他和正在田里忙碌的母親說了聲“要參軍”，連家都沒回，就跟部隊走了。
經八旬老人介紹，王德建終于把信送到龔建厚侄子龔德營手里。
“這是我做過的最好的事情。”王德建說起那一刻，眼睛發亮，“也說不上來為什么開心，就覺得他們年紀輕輕去打仗，很不容易。”
空閑時，他開始為這件事投入更多。
作為郵遞員，王德建發現，張景憲提供的原籍地址，很多村落經過行政區劃沿革后，歸屬的縣城有了變更。
比如烈士王兆會，登記籍貫是沂南縣垛莊區桑園村，如今歸屬蒙陰縣管轄。若是信件寄往沂南縣，很容易被退回，因為郵遞員在沂南縣找不到這個村子。
后來，王德建只要沒事做，就開始查詢各鄉鎮行政區劃沿革。在他手機瀏覽器的查詢記錄里，有新泰市龍延鄉苗莊村、沂南縣縣志、新泰市東都鎮王氏家族等，都和烈士籍貫有關。
通過郵政系統，王德建還能找到負責派送某村的郵遞員電話，聯系上村支書，尋求幫助。劉世元、王兆會、戚紀祥三位無名烈士因此找到了家。
“劉世元才19歲啊!”王德建盯著他比對籍貫所在地的筆記，輕嘆道。
從2013年后，王德建就沒有離開過山區。找到三位附近鄉鎮的無名烈士的家，他也抽不出時間去和烈屬見見面。王德建的妻子在朋友圈里轉發丈夫的“事跡”，驕傲地寫道：“我老公又上報紙了。”
越來越多的郵遞員加入進來，像一列列開往烈士家鄉的綠皮火車。
根據退改批條記錄，山東萊蕪郵遞員朱玲華收到信件后，連續20天每天投遞，積累了20張改退批條，最后無奈寫道：“一直未查到此地址和此收件人，將信件退回，會繼續查找。”
一封寄往湖南省豐陽縣壽鄉亭下村的信件輾轉了3個省份，經過5位郵遞員的手——在投遞不果后，湖南張家界的郵遞員試投慈利;湖南慈利的郵遞員又試投回張家界;湖南張家界的郵遞員發現陜西省山陽縣有一個壽鄉亭下村，再次試投;陜西山陽的郵遞員寫道“非我省，轉山西試投”，并注明應是山西山陰縣;山西山陰縣的郵遞員在無法聯系后，最終將信件退回菏澤。
2018年，王德建在新聞里看到，有個在淮海戰役中犧牲的王保貴烈士在尋找親人后代。根據這位烈士登記在冊的信息，他和龔建厚應是同一個團的戰友。王德建最終幫他找到了家。
龔建厚侄子龔徳營手里拿著寄給二伯的信
抵達
龔家人誰也沒有想到，多年后，居然以書信形式得知龔建厚的消息。
原來他們只知道他犧牲了，但不知他是1947年12月犧牲于菏考奔襲戰中，目前葬在菏澤市。
龔德營是龔建厚弟弟的兒子。龔建厚的母親生了三兒兩女，龔建厚是二兒子，也就是龔德營的二伯。
這是龔德營45年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收到信，“怪激動的”，一開始還不太敢收，怕是王德建送錯了。兩個人一起打開信件，認真閱讀了信里的每一句話，依然不敢確定。
等張景憲從菏澤趕來，對比信息，確定身份后，龔德營才放心地收好信，并挨個告訴了自家兄弟、堂兄弟等親戚。
王德建分析，順利找到龔建厚的家人，很重要的原因是諸夏村這么多年變化不大，龔家依然有人固守家園。
龔健厚的母親1978年去世，葬在離諸夏村5里路的北大峪山溝里，距離二兒子所在的烈士陵園322公里。
龔家老宅在龔家胡同入口不遠處，是用碎石和土堆起來的房子。龔建厚、龔德營等人都在老宅里長大、生活。1978年龔建厚母親去世后，龔德營一家才搬了新家，但離老宅依然不過500米。
2017年清明節，龔德營帶上蒙陰特產燒餅和祭拜品，到菏澤的張和莊烈士陵園祭拜龔建厚。他看到烈士陵園修建得很莊重，墓碑是大理石的材質。
這是龔德營第一次去菏澤，回來后尋思了很久：家里離菏澤那么遠，300多公里，二伯當年咋樣一步步走去?最近，他還尋思著去找當地民政局，詢問作為烈屬，孩子參加高考加不加分。
包括龔建厚在內的136位烈士已經長眠在烈士陵園72年了。57個是獨立單墓，還有79人同穴而眠的無名烈士公墓。
墓志銘這樣寫道：“此處埋葬著79名解放菏澤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不知家在何方，姓什名誰，但為了人民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人民永遠懷念您，無名烈士最偉大。”
張景憲說，截至目前，已經幫11位烈士找到家人。
2017年，一封寄給“魏元吉烈士”的信順利抵達，信封上的“收信人”親自簽收——他竟然還在世。
原來，在當年菏考奔襲戰中，魏元吉受重傷，被轉移到后方醫院救治，戰友找不到他，以為他已經犧牲，將他歸入烈士名單。
2017年清明節，95歲的魏元吉來到張和莊烈士陵園，探望昔日戰友。
離墓碑還有數米距離時，老人伸出雙臂，悲聲連綿。
“找了幾個十年，我可見著你們了，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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