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解海龍拍攝了一組“我要讀書”的照片。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個小女孩兒：一雙清澈黑亮的大眼睛，觸動了無數中國人柔軟的內心;“我要讀書”的渴望與無助，成了整個社會最真切的牽掛。
隨后，這張照片被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選為希望工程的宣傳標識，“大眼睛”女孩兒的命運也因此徹底改變。
將近30年過去了，像“大眼睛”女孩兒蘇明娟一樣，上百萬的山區孩子在這一助學項目的幫助下，走出大山，通過教育改變了人生走向。
講述
希望工程資助第一人：
回村任教 改變相同境遇孩子的命運
43歲的張勝利，前半生的大部分歲月都與“希望工程”這四個字緊緊捆綁在一起：1989年，他最早發出求救信號，成為希望工程被捐助的第一人;1997年，從上海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后，他謝絕多方邀請，重新回到太行深處的家鄉，成為一名山村教師，由受助者變為贈予者，為更多人點亮了求學夢想。
“小時候家里很窮，一共6口人，父親有病，母親智障，我還有弟弟妹妹。”張勝利出生在地處深山的淶源縣東團堡鄉桃木疙瘩村，“那時候我們學校，白天房子是教室，晚上當羊圈。我們村13個孩子，11個因為貧困失學了。”張勝利回憶道。
1988年，父親病重，本就艱難的生活更難以維系，張勝利也處于失學邊緣。這時，他想到了曾經來村子里考察的時任淶源縣政協副主席車志忠;當年考察時，這位“車伯伯”曾囑咐過村里的孩子，“你們一定要好好上學。”
萬般無奈下，張勝利給車志忠寫了一封信：“俺爹娘窮，他不讓我們念書，可是我們還想念書，念出書來像你一樣，做一個對國家有貢獻的人……”短短幾行字，改變了他的命運。
那時，共青團中央等機構在北京創辦了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準備開展名為“希望工程”的公益事業，讓因貧困而失學的孩子重返校園。在車志忠的幫助下，張勝利的信被轉交到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工作人員手中，他也因而成為希望工程第一批資助對象。
1989年10月17日，對張勝利來說永生難忘。那一天，他從青基會工作人員手中接過《資助就讀證》：學雜費不用交了，還領到200元補貼——30年前的200塊錢，對于張勝利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這200塊錢資助我花了快兩年。”
張勝利讀完小學后，希望工程又為升入中學的他提供了特別助學金;1995年，在全國“希望工程”培訓中心的幫助下，他到上海第一師范學校就讀。
1997年，張勝利從上海師范學校畢業。當時，面對未來接踵而至的無數可能，他毅然回到了桃木疙瘩村任教。“我很早就下定決心要當一名鄉村教師。我體驗過想上學而不能上學的痛苦，因此，希望用自己的一點兒力量，改變那些跟我一樣境遇的孩子的命運。”張勝利說。
剛剛回到桃木疙瘩村任教時，全校學生只有個位數，張勝利是唯一的老師，但他依然認真備課，千方百計把每一節課講好，把每個孩子教好。不僅如此，他還想方設法把其他村的貧困孩子接到桃木疙瘩小學讀書。
為了讓山里的孩子們有個好的學習環境，張勝利的心里還一直存著一樁心愿——在當地建一所希望小學。
經過多方努力，在北京鐵客運輸總公司的幫助下，2001年，他的愿望實現了：在淶源縣東團堡鄉箭桿河村附近的山谷里，北京升旗希望小學落成;隨后，桃木疙瘩小學遷到此處，張勝利成為校長;2005年，升旗希望小學被合并，張勝利被調任東團堡中心學校任副校長。如今，張勝利被借調到淶源縣教育局，負責扶貧工作。
“因為希望工程，很多人的命運和前途被改變。工作生活了這么多年，我一直沒有忘記自己的承諾：用愛心回報愛心。”張勝利這樣總結自己的“希望”之路。
數說
希望工程資助
594.9萬困難學生
希望工程由中國青基會于1989年10月發起實施，是我國社會參與最廣泛、最富影響的民間公益事業。
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全國希望工程累計接受捐款150.23億元，資助困難學生594.9萬名，援建希望小學20110所，希望廚房6236個，援建希望工程圖書室31109套，培訓教師114306名。
點評
希望工程
是社會力量參與辦學典范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副院長高玉榮表示，希望工程是一個非常好的開端，也是意義非常重大的開端，可以算作是中國公益慈善歷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怎么去贊美它都不為過。
其意義之一，在于它發動了社會上各種力量都參與到慈善事業中來。這使得它不僅在國內家喻戶曉，在國外出訪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包括亞洲其他國家以及中國香港、臺灣等地區的機構，對希望工程的存在都有極高的認可度，成了社會力量參與辦學的一個典范。
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希望工程將教育送到了家門口，這其實從根本上改變了山區孩子命運的起點，縮短了他們在被困現狀與夢想和希望之間的距離;同時也提高了接受教育的人員比例。
標簽： 希望工程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