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網友買了藥,我們和他私信聊了一個晚上,他最終同意我們和他聯系,報警。” 劉興云說,那一刻,沒有覺得成功,“就是長出一口氣,終于放松了。我們不能保證他從此斷了輕生的念頭,但起碼這次阻止了他。” 劉興云是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在讀心理學博士,她的導師是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朱廷劭。6年前,朱廷劭開啟了一個項目:能不能用人工智能在微博上尋找并幫助那些意圖輕生的人。劉興云是這個項目的負責人之一。從最開始單純的AI識別,到兩年前開始識別后干預,這個20多人的團隊,從大概30萬條微博中識別、確認出一萬多位有輕生傾向的人,并發出幫助私信。
“七成多有輕生傾向的人,其實是有求助意愿的,只是很多原因導致他們沒有主動求助。這個時候,如果有人恰當地伸出手,說不定就能把他們拉回來。”這是朱廷劭最近兩年來最深的感觸。
輕生的人會說什么
在公開演講的場合,朱廷劭會提到微博用戶“走飯”。她在2012年3月18日,發了一條微博:我有抑郁癥,所以就去死一死,沒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離開。
目前為止,這條微博下的評論已經超過一百萬,還在持續增加。
有人說,評論區可能潛伏大量有輕生傾向的人。
朱廷劭從2013年開始做網絡心理的研究,主要是通過用戶的網絡行為去了解他們的心理特征,包括可能的輕生行為和輕生風險。
“青少年是互聯網用戶的主力,我們關注過的輕生用戶中,十八九歲到25歲之間的年輕人又占比最重,以學生為主。當時就考慮,有沒有可能利用互聯網,去做輕生干預工作。”
朱廷劭和團隊試圖了解,輕生死亡的人在網絡上表現和健康的人有什么區別。
“一開始,我們是想通過關鍵詞識別,后來發現,輕生用戶不一定會用:輕生、跳樓、吃安眠藥,這樣直接的表述方式。他可能表達得很隱晦,或者只是情緒宣泄,比如:我特別失敗、不應該活在這個世界上。”
在尋找了30多名確認輕生死亡的用戶后,朱廷劭分析這些用戶的微博數據,并把他們和健康人的數據做比較。
“他們的微博互動比較少,更關注自我,有很多負性表達;更多和死亡、宗教有關的內容,更少和工作相關的表達。”
爬蟲抓取微博上的數據,建立模型,識別用戶是否有輕生傾向,再人工確認。這就是朱廷劭的團隊用互聯網做輕生用戶識別的方法。實現這個過程并不容易。
從2013年到2016年,朱廷劭一直在研究如何抓取用戶的表達方式、建立模型,標注出有輕生意向的微博。最終總結出12種輕生訊號。
它包括:威脅說要傷害或者殺死自己;尋找可以殺死自己的辦法;討論或者寫跟死亡有關的事(超出普通);增加酒精和藥物的使用;沒有活著的理由,沒有人生目標;焦慮、激動、無法入睡或者長睡不起;感覺陷入困頓找不到出路;絕望;遠離朋友家人和社會;不受控制的憤怒,尋求報復;魯莽行事或者熱衷從事風險活動;劇烈的情緒變化。
他們更愿和計算機打交道
2017年,朱廷劭的團隊開始進行干預工作,也就是識別確認出輕生傾向的用戶后,請志愿者介入。
“一開始,我們識別確認后,只是做轉接,比如提供全國各地的心理咨詢熱線,這樣最簡單。后來發現,效果不好,熱線不好打進去,有人不愿和別人聊,總之就是不夠及時有效。”
朱廷劭很清楚地記得一位用戶,他們識別出對方后進行了轉接,“半年之后,再微博私信他,他的家人回復說,人已經走了。”
這一年,團隊的人數增加到20多人,一大部分都是具備心理咨詢師資格的志愿者。
“識別出有輕生傾向的用戶后,我們會給他們發微博私信。” 劉興云說。
選擇私信,因為它是一對一的交流,能夠保證私密性。私信發什么,他們邀請兩批有輕生意念的用戶做了兩次訪談。
“想知道對這個群體來說,什么樣的信息是比較重要的。我們要保證他們在收到私信后不會立刻刪除或者忽略。” 朱廷劭說。
最終,他們發出的是一條長長的私信:介紹自己,提供三種干預信息,包括做心理測量的網站,提供熱線電話,以及在線值班的志愿者,會及時進行心理援助。
這樣的私信發出后,有需要的人可以馬上操作。
“我們的一個原則是提供一些選擇,但選擇權在他們手上,不替他們做選擇,尊重他們的選擇,不管我們覺得他的選擇是好還是壞。”
他們每月會發出大約3000條私信。
對于發私信的頻率,朱廷劭也做過研究,“針對不回應的用戶,我們會發五次私信,每次略微改變一下措辭。”
事實證明,很多人在收到第三次私信后,會有回復,“他們會覺得,我們是真的在關注他。”
“收到私信的用戶,一半都會有回復。” 劉興云做過粗略的總結,這些回復大多都是對他們表示感謝,“有人回復說,我們是第一位關注到他的人。”
而這一半中的20%會在表達謝意后,接受他們的幫助。
“也有很多用戶不回復,但會去訪問我們提供的心理自測的網站。” 朱廷劭的感覺是,他們更愿和計算機打交道,而不是和人打交道。
七成多有輕生傾向的人,有求助意愿
兩年多的干預工作下來,讓劉興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買藥后和他們聯系上的用戶。
“我們識別出他的微博后,和他聯系,他說自己已經買了藥。我們的志愿者,當天晚上6點和他反復私信,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最終說服他,報警處理。”
那一刻,劉興云沒有覺得有成就感,而是長出一口氣。她也不敢說,這是一次成功的救助。
“我不敢說徹底阻止了他輕生的念頭。因為輕生和抑郁是個長期問題,需要3到5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根治。我們只是在那一刻阻止了他。從心理學上說,沖動是輕生的的重要影響因素,熬過那一刻就好。”
朱廷劭也強調了這一點,“徹底解決輕生,我們肯定做不到。我們只是從被動到主動,主動發現,主動提供幫助。最重要的是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關注,知道沒有被這個世界拋棄。”
“和傳統方法相比,我們這種方法,增加了一倍的求助人數。” 劉興云說。
六年下來,對網絡上有輕生傾向的用戶群體,朱廷劭有了比較深的了解。“七成多有輕生傾向的人,其實是有求助意愿的。”
“國內有輕生傾向的人,很多不是心理健康的問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心理疾病。最大的問題是源于家庭關系,還有工作、婚戀、甚至周圍環境的影響等。他們不知道該怎么解決,周圍人又不理解,覺得自己窮途末路。”
劉興云形容,很多有輕生傾向的用戶,其實是既不想生又不想死。
朱廷劭團隊接觸到的輕生傾向的用戶中,學生占了很大比重,年紀最小的甚至有小學生。
“遇到問題時,他們最不愿求助的是家人,僅次于陌生網友。”
朱廷劭始終感覺,做好輕生防御需要社會共治,“我們不能解決當事人的具體問題,這還需要他們自己解決。熱線和心理醫生都是救急的。比如社會多一些心理健康的教育等。”
“我們的線下心理服務還沒有形成網,現實生活中,很多人遇到問題找不到好的咨詢,也很難找到地方求助。” 劉興云說。
接下來,朱廷劭打算對團隊的工作做一些改進,“比如很多輕生傾向是源于家庭問題,我們就提供一些課程,如何處理父母、親子關系等,提供這方面的案例。有這方面困擾的人,可能不愿來求助,但可以通過觀看課程,找到借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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